从“五大”到“八七”会议

罗亦农离开上海之后，水陆兼程赶往武昌，以江西代表名义去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昌召开，总书记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报告对当时局势的危急状况毫无明确分析，为前段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极力进行辩护。大多数与会代表十分不满，罗亦农的心情也非常沉重，乎日里总是带着微笑的脸绷得紧紧的，咧开大嘴出着粗气。休息时，他实在憋不住了，几步走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面前，急切地说道：“糟糕！糟糕！”会议就在这种糟糕的气氛中开了下去，激烈的斗争也在展开着。罗亦农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与瞿秋白、王若飞、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等人进行过多次交谈，他反复详细地介绍了上海工人纠察队被镇压的情况，历数蒋介石反动军队围攻上海总工会、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暴行，说明“非坚决反击不可，否则不能挽救革命”。他对毛泽东在农民运动方面杰出的组织才能十分欣赏。一次，他指着毛泽东向湖北省委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李哲时问道：“你认识他吗？”李哲时笑着摇了摇头。罗亦农风趣地说：“他就是我们的‘农王’，不是海里的龙王，是专搞农民运动的大王。”赞誉之意，溢于言表。两位同乡相视大笑。

在党的“五大”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结束后，他即赶赴南昌：当时，江西党、团员人数不多，干部尤其缺乏。罗亦农上任后，全力抓紧了对党、团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他采取了在上海行之有效的办法，频繁而巧妙地举办各种类型的骨干培训班，亲自组织，亲自上课。同时，他又安排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分头下到各基层单位，抓组织建设和培训工作。6月初，他亲赴九江，领导该地的党、团组织整训工作。他对九江的同志说：“这里地处战略要冲，工作非常重要，要求就应当高些、严些。”有一天，九江地委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出于对领导同志的尊敬，上山之前，地委的同志为罗亦农租了一顶轿子。罗亦农谢绝了。他笑着说：“共产党人还怕登山么？我们要脚踏实地，不要人家抬着走。”他和同志们沿着山间小路登上了龙首崖。站在山巅，放眼远望，山峦重叠，云水苍茫，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于是，他深有感慨地说：“世上无难事，登山如此，干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呵。”7月，正当武汉国民党右派开始公开反共之时，中央调罗亦农任湖北省委书记。他于“七·一五”前几天赶到武汉，风尘未洗，就投入了紧张的以“应变”为中心的工作。他从上至下，层层召开省委成员，党、团员，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等各种会议，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不敢发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及坐守待毙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强化组织，机动灵活地和敌人作斗争。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一刹时，警车凄厉，刀枪林立，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由于罗亦农等同志的安排，党组织及时转入了地下，省委机关在敌人的猛扑中也未遭受过大的损失。他们搬到汉口一家民房内以一户居民的面目出现，坚持地下斗争。为纪念在上海就义的赵世炎同志，罗亦农化名赵先生，在赵家住宅内经常请客打牌，借以掩护在此召开的各种会议。罗亦农以惊人的毅力，进一步落实了各级党组织的转移和整顿，很快地建立起秘密联络点，安排好地下交通员。革命活动并未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而停止，它犹如一股强烈的地火，在地下奔突、运行。

8月6日，罗亦农由地下交通员带至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一位俄国人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在此前后，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李维汉、毛泽东、邓小平等21位党的领导人相继来到这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就在这样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在讨论中，罗亦农列举了党中央在“五大”前和“五大”后对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的态度，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亦农说：“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坚定夺取政权的决心，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如此。”他还说：“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会议选举瞿秋白、罗亦农等九人为正式委员，周恩来、毛泽东等七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随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建立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派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