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风雷

1926年，新年伊始，大上海遭遇到少见的严寒，军阀统治的恐怖与冰天雪地相呼应。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群众性的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正在这种时候，罗亦农出任中共江浙区委（又叫“上海区委”）书记，来到上海。斗争经验和调查研究的结果使他认识到，就像严寒挡不住春天的到来一样，反革命的残酷镇压，挡不住革命浪潮的掀起。他向区委建议，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从组织群众开展经济罢工入手，发展群众斗争，进而准备工人武装起义。这一方针，得到区委其他负责同志的赞同。据此方针，罗亦农又提出了加速组织建设的具体方案，要求在较短的时期内，在一切重大产业部门都建立起党的支部，迅速恢复各产业工会组织，以工厂为单位建立起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训练。在罗亦农的带领之下，江浙区委几位领导同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工作积极，区委所辖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工作的沉寂局面很快被打破，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正在掀起。

上海四川北路恒丰里104号，是当时党的江浙区委机关所在地。这是一幢地域条件十分特殊的房子，地基处在华界，而打开大门，又可一步跨入日本租界。罗亦农掌握和利用了外国巡捕、“包打听”和中国军警、特务工作上的弱点，在这里主持开办了6期秘密培训班。每期培训党团组织及工会负责同志20来人，培训大多在晚上或下午进行，每周集中两三次，时间一个多月。培训的内容有罗亦农讲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当前的时局与任务，有赵世炎讲述的党的组织建设，汪寿华讲述的职工运动等等。参加过培训的同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罗亦农讲课时眉飞色舞，手势极多，常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语言，一下子点出问题的实质。他的态度是那么诚恳，思考是那么细致，分析又是那么透彻，使大家学起来很开心，很起劲，提高也很快。不少同志学他的样子，在一些基层党、团、工会组织也办起了这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骨干的工作犹如长藤结瓜，栽下一根根秧苗，结出了一串串果实。随着骨干培训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全区共产党员人数，1925年末有1350人，到1926年5月，就发展到了2500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上海工人的觉悟和信心迅速提高，工会组织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健全，而且在广大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革命力量在聚集，战斗力日益增强。

1926年5月，江浙区委决定成立以罗亦农兼任主席的军事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加强和扩大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训练，坚定不移地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建立工人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罗亦农被这个崭新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住了：为了落实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建设，他跑了数十个基层工会；为了挑选可靠而又称职的武装训练教官，他亲自找具有枪械知识的同志和打进敌保卫团的同志谈话，布置任务；为了准备暴动所需的军火，他将李强等好几个具有专门技术的大学生和工匠调到身边，亲自组织研制炸药、手榴弹；为了安排武装训练的秘密据点，他常常深夜还在街头巷尾穿行。有一次，他去复兴中路华冠里一个工人纠察队训练点视察，于凌晨1点，忽然“失踪”。与他同去的赵世炎正准备派人分头寻找时，一个工人纠察队员在楼梯边发现了他。原来，罗亦农由于过度劳累，倒在那儿睡着了。

武装起义的准备活动越来越紧张，罗亦农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忙。为了统一江浙各地行动的步调，他还挤出时间，赴外地巡视。11月初的一天，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打扮成一位商人，来到地处战略要冲的宁波。到达宁波时，已近中午，当地党的负责人赵济猛见罗亦农亲自前来，十分高兴，要找人准备饭菜。亦农风趣地拍拍衣兜里的几只烧饼，笑着说：“午饭我已带在身上，快不要张罗了。”他吩咐老赵找来宁波地方委员会的其他负责同志，整整座谈了半天一晚，中心议题是：尽快发展组织，壮大力量，把分散于各处的几十支枪械适当集中，准备与北伐军里应外合，拿下战略要地宁波。第二天，罗亦农又召集了30多位党、团员开了一整天会，听取关于各行各业工会及党、团组织情况的汇报。当有人反映宁波水运工会尚未正式成立，要求上级派一名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来加强领导时，罗亦农当即表示支持。不久之后，罗亦农就亲自物色了一位有能力、有经验的老船工党员派往宁波，组建起了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宁波水运工会。离宁波之前，罗亦农还在搭水桥培英女中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者有党、团员，工会、妇联、学联等组织的代表200余人。会上，罗亦农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布置了迎接北伐军的具体任务及行动措施，同时反复强调了党的纪律。罗亦农短短6天时间的宁波之行，使原来工作基础较差的地区赶上了上海等地的步伐，江浙区委发动武装起义的蓝图已基本绘成了。

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后，挺进湖南，占武汉，克南昌，至11月上旬，已逼近江浙。当时占驻江浙的北洋军阀出现内讧，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孙传芳急调部队离沪入浙，攻打夏超。江浙区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组织起义，并由罗亦农、赵世炎任起义正副总指挥。10月23日晚，军事委员会接到国民党人纽永健送来的消息，说夏超部已击败孙传芳部第七十六旅，逼近市区了；同时，国民党所策动的商团武装等力量随时准备配合行动。鉴于此情，起义指挥部通知各路工人武装秘密进入指定地点，只待次日天明发出信号即开始统一行动。谁知，实际情况与纽永健送来的情报根本不符。孙传芳打败宣布倒戈的夏超后，已回师上海，商团武装根本未动，更谈不上配合。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闻讯后，不得不作出暂缓起义的决定，并连夜分头去通知已开始行动的各路工人武装。但是，由陶静轩、奚佐尧率领的沪西起义队伍已隐蔽起来，一时未能找到；天刚蒙蒙亮，该队就向警署发起进攻，遭到敌人反扑，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未能成功。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中共江浙区委于起义失败的当天下午4时，举行临时主席团会议，讨论暴动的善后工作及继续起义问题。罗亦农在会上号召大家，要进一步争取民众，增强自信力，加强政治宣传和军事准备。从24日下午开始，罗亦农频繁地亲自主持召开区委主席团、区委各部书记、党团员、活动分子等各种会议。在一次上海各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各工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他首先向大家传达了陶静轩同志被敌人逮捕后杀害于上海火车站的情况。他说：“陶同志在就义时是面向西方，表示没有忘记沪西的工人兄弟。他说他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工人兄弟，没有完成任务。同时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工人的苦难和革命的道理，枪响之前，还大声高呼口号。”讲到这里，罗亦农的眼睛发红，饱含热泪，他沉默了好一阵后，接着说道：“我们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去死，死得有骨气！”会上，罗亦农代表区委和军事委员会总结了前段工作，检查了对情况的了解和起义部队部署、联络等方面的一些问题，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会议统一了认识，强调指出：不能因暂时的失败而丧失信心，要更加坚定起来，加紧工作，准备再次举行起义。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攻占杭州，18日，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的军阀政府阵脚大乱，惊恐异常。罗亦农等区委领导人认为形势有利，便于19日以上海总工会的名义发布了“总同盟罢工令”。20日，又以中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共产党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各界市民行动起来，协同工人奋斗，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及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众政权的市政府，创立独立自由的新上海，一洗80年来上海市民之奇耻大辱。21日，罢工工人已达36万余人，区委决定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起义正式开始：工人武装袭击了敌人的步哨，夺取枪支，冲破军警防线，进攻一些区的警署。正当鏖战甚烈，急待援兵之际，蒋介石却密令已到达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这就助长了军阀政府的气焰，使其更加疯狂地向工人武装反扑，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了。

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使党内一部分同志产生了动摇，认为北伐军已逼近上海，军阀政府垮台指日可待，举行起义似乎没有必要。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随着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人民面目日益暴露了出来；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将会无立足之地：早在1926年11月19日区委召开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罗亦农在就政治军事问题作报告时即说过：“北伐军内部将领意见冲突很厉害，蒋介石想把持一切。”在2月16日的一次会议上，区委曾专题讨论过蒋介石的政治倾向，秘密作出只传达到部委书记的“反蒋问题”决议。罗亦农在那次会上号召，“现在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蒋是反革命。区委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罗亦农即向党中央报告，请求批准进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央多数领导人赞同江浙区委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派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兼任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主任，配合罗亦农等同志，共同担负起准备和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任务。

上海党、团、工会组织，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几位年轻政治家的带领下，紧急行动起来了，各种级别的代表会议在频繁召开，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经过了再三研究，敌军警据点的有关情况正反复核实……。按整体行动方案，武装起义分七个区域同时进行。区委负责人分头下去进行动员和组织，罗亦农到了力量较为薄弱的南市区。3月20日，南市区党员、团员、工会负责人会议在老西门乔家坝召开，罗亦农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武装起义动员报告，鼓励大家一定要充满信心，要相信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他指出：刚从山东调来上海接防的军阀毕庶澄部兵力仅2000余人，而且士气低落，军纪松弛，人地生疏。加上原有的近2000名警察，敌人最大兵力不过4000余。而我们有80余万工人，28万多工会会员，5000多名武装纠察队员；虽然枪械不足，但有大量的斧头绳索，这都是武器，可以用来砍敌人，捆敌人，从敌人手里夺来枪支弹药。对于起义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与区委保持联系等问题，罗亦农也一一作了详细的交代。

3月21日，罗亦农代表区委在紧急会议上发布了举行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并宣布了起义领导成员和有关要求、部署。会后，各项工作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的组织之下，极其迅速地展开。命令发出后两小时，罗亦农带秘书乘一辆小汽车在市区跑了一大圈，看到工人罢工已开始行动，了解到工人纠察队已集结待命之后，兴奋地对秘书说：“妙不可言：真是妙不可言！”

从3月21日中午到22日傍晚，经过近两天一晚的激烈战斗，敌人的警署被攻破，兵营被摧垮，平日里为虎作伥、不可一世的军警，有的俯首投降，有的狼狈逃窜。上海工人群众终于击败了直鲁联军，占领了整个市区，取得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个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几天后，江浙区委在南市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会上，全副武装的赵世炎宣布了以罗亦农为主任委员的上海市民政府名单。接着，罗亦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挥舞着手臂宣告：“现在的上海，再不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上海，也不是无聊政客、右派的上海，是我们自己的上海，是工人阶级的上海了！”他的讲话，不断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好几个参加会议的商人代表惊讶地张大着嘴，激动地说：“我们以为共产党的领袖罗亦农是个三头六臂的老将呢，却原来这么年轻呵！”

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一枪未放进入上海。他一方面口口声声支持工人武装，敲锣打鼓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一方面借口军事时期，不准市民政府办公，并收买一批流氓打手与工会对抗，向工人纠察队挑衅。4月11日，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害。周恩来也被二十六军第二师扣留。4月12日，蒋介石完全撕下他革命的假面具，气势汹汹地向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杀来，工会被封，纠察队被缴械，工人群众大批被捕、被枪杀。这一连串突然事变的发生，激起了罗亦农等同志极大的愤慨。首先，罗亦农紧张地布置了营救周恩来的工作，他亲自交代闸北区党委委员黄镜澄，必须于当天找到在二十六军任党代表的赵舒，尽快赶到宝山路天主教堂第二师司令部，救出周恩来，并把他护送回江浙区委办公地点。由于迅速、及时地营救，周恩来脱险了。区委负责人通过紧张的讨论研究，决定再次组织总同盟罢工，同时发动工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社会团体发表宣言通电，以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将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更加困难的局面。

4月14日下午，区委在北京路泥城桥附近的平桥旅社秘密召开区委各部委、产总联席会议，罗亦农在听取了各区关于共产党员、纠察队员、罢工工人遭受镇压的详细汇报之后，作了发言。他说：“我们决不要为这一次挫折而灰心，因为社会正待共产党来改造，要改造几千年的社会，自然要受很大的压迫。过去我们因策略对，力量大，能领导革命，环境亦好，故压迫很小。正因为我们的力量更大了，所以现在的压迫，大的压迫来了。尤其是上海，共产党的力量特别大，所以帝国主义者、右派、大资产阶级、买办、土豪劣绅一起联合起来压迫我们。我们如果害怕，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发言中对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为今后工作提出了8条斗争策略，他说：“现在蒋介石在上海做了许多反动的事实，使民众明了他是一个人民的叛徒。我们这次牺牲了一些好同志，我们只要自己再去干，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革命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努力。”

上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反动派空前未有的洗劫后，党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等同志到上海，传达了中央“隐蔽精干，准备再干”的指示。4月16日，李立三、陈延年等人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江浙区委负责人联席开会，讨论了上海地区的工作及致电武汉反蒋等问题。会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等联名向党中央发出了一封紧急意见书，历数蒋介石的反动暴行，指出蒋占有江浙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严重危害，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决定调罗亦农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天清晨，赵世炎送罗亦农步行走出上海，握别之时，两位年轻的革命家互道珍重，互相鼓励。他们坚信，黑暗终将过去，胜利终是属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