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学子心 迢迢求索路

正当罗子厚因幼子亦农在家太爱闯祸而大伤脑筋之际，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离家七八里的湘江对岸有座学馆可以收寄宿学生，馆主先生叫郭月钦，是位老秀才，无论多么调皮的孩子到了他的门下，都会服服贴贴，安心读书。罗子厚喜出望外，找上门去，愿每年拿出12担干谷的学费，将11岁的亦农送到郭老先生门下就读。

郭月钦，人称“狂儒”，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他不过分强调死背经书而讲求真才实学。作为落魄文人，他对现实深怀不满，主张社会改革，提倡读书救国。罗亦农找到了这样一位先生，如鱼得水。过去那种视入塾读书为囚禁的厌恶情绪一扫而光。在郭老先生的指导下，他如饥似渴地攻读起来。郭月钦十分注重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他采用“教谈”方式，每天与学生座谈一两个钟头，除讲解古文之外，还寻来教材，传播“西学”。从郭老先生那里，罗亦农学到了一些史地、时事知识，知道了世界很大很大，国家许多许多，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由于清政府腐败，“洋人”大肆侵入，已弄到“国家危矣，民族危矣”的地步。从郭老先生那里，罗亦农认识了中国历史上—些风云人物，如商鞅、张角、魏徵、黄巢、王安石、李自成等等。他真正尝到了读书学习的甜头，激发起更加旺盛的求知欲望。

革命除了剪去男人们头上碍事的长辫子之外，似乎没给易俗河镇带来什么好处。随着高挂太阳旗、米字旗的外国货轮闯入湘江之后，街市日趋破败，百业走向萧条，镇上的店铺一家家倒闭关门，四乡的农民不少人外出讨米……看着这一幅幅催人泪下的画面，14岁的罗亦农百思不得其解，他跑去问郭月钦先生。郭老先生沉思良久，作出的答复未能使罗亦农满意。之后，郭月钦对罗子厚说：“你的儿子不一般，可让他出去干大事！”

本来，罗子厚打算在罗亦农结束郭月钦学馆的学业之后，就应把精力集中到“守业成家，光宗耀祖”上来。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50多亩田地的产业要人经管，在镇上开的商店和碓行，近几年来已是摇摇欲坠，更要有能人维持，罗亦农年纪尚小，不手把手地带几年，实在放心不下。所以，罗亦农刚从学馆结业归家，罗子厚就向他灌输生意经。可是，罗亦农想的不是这些，他对经商守业那一套感到厌恶，认为太无出息。他希望求学，希望寻求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磨硬抗，他终于违背了父亲的初衷，自作主张地考进了当时湘潭有名的“新式”学堂——益智学校。

罗亦农怀着满腔的热忱，挑着简单的行李，跨进了益智学校的大门。这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中学，学制分两年和四年两种，亦农进的是四年制班，又称高级中学班。课程以英文和神学为主。校方强调学生崇美信教，不得介入任何社会活动。入学不久，罗亦农的满腔热忱渐渐冷却了，他看不惯学校内外那些视中国人为愚民、自视不可一世的洋人，不愿听那些荒诞不经的神学，对于每周必到的“礼拜”，更是厌恶。他常常溜出校门，到大街上蹓跶，在湘江边散步。就在此时，他开始接触了群众反帝斗争。有一次，他在怡和码头看到了湘潭人民自发成立起来的“国货维持会”捣毁、焚烧日货的行动，非常兴奋。他回到学校后，将自己亲眼所见，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同学，一些平日里受了“洋人”的气而无法发泄的学生，当场高呼“万岁！”这一事件，为美籍校长阿尔赫斯得知。他将罗亦农叫到校长办公室，用夹杂着英语的中国话，狠狠地把他训斥了一顿。

1916年初，全国人民声讨袁世凯的斗争风起云涌。二月，讨袁军进入湘潭。人们惊喜地发现，在各界人士组成的欢迎队伍中，竟出现了几个上穿白制服、下着青制裤的教会学校学生。这几个学生，就是罗亦农串联而来的同窗好友。他们挥舞着自制的小纸旗，高呼着口号。这种敢于触犯校规，参加社会活动的行为，在学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报纸上有人撰文赞扬，学友中有人暗暗称颂，阿尔赫斯则气急败坏，决心杀一儆百。按教会学校的规矩，学生违犯校规一般是由校长或神甫进行口头规劝，令其忏悔。这次却一反常规，将告示贴在学校大门口，给罗亦农严重警告处分。

一次又一次的训斥，再加上处分，使罗亦农对教会学校的本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益智不是中国人办的，也不是为中国人办的，这里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光明。1917年，罗亦农毅然退学，离开了益智学校。

停学回到家中，父亲的唠叨，乡间的陋习，时时困扰着罗亦农。为了求学，他数次跑到长沙，总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罗子厚劝，劝不醒；骂，骂不变。为了抓住这个“神魂不定的逆子”的心，他托人为亦农说了门亲事。女方是一位姓谢的农村姑娘，年龄比亦农大一岁。开始，亦农不同意这门亲事，父亲便叫来三姑四舅，轮番规劝，逼其就范。罗亦农对女方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剪短发，二是要放脚，三是要读书识字。女方一一答应了。1919年春，罗亦农成了亲。

“五四”运动的爆发，湖南各界声援“五四”运动迭起的风潮，给沉闷黑暗的易俗河镇带来了一丝清新的气息，传来了一股勃勃生机。罗亦农再也按耐不住求索的热情，他下定决心走出乡间，到通都大邑去闯荡。1919年下半年，结婚刚四个月的罗亦农，手拿雨伞，身着兰衫，悄悄离开了家，踏上了赴沪求学的旅程。

年方17岁的罗亦农，餐风饮露，备历艰辛，终于从遥远的乡村来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向往已久的上海，难道就是这个样子？黄浦江上停泊着的几乎全是外国轮船，高楼大厦出入着的几乎全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臭水沟旁低矮的棚屋鳞次栉比，公园门口居然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罗亦农心中充满着迷惑，也积蓄着愤慨。为了求学，他几次写信给父亲要求资助，都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初到上海时，他曾考进一所中学念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停学。后来，经人介绍，他到法租界马斯南路吴兴里一家小报馆当了校对工人。报馆的工作是辛苦的，而生活却很丰富。这里的书籍、杂志、报纸比较多，给罗亦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自学条件。特别是《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罗亦农每期必读。通过这些刊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解到大千世界之上，国家不仅有强弱之异，还有社会性质的不同；人群不仅有贫富之别，还有阶级之分。1920年，《新青年》杂志社，由北京迁来上海，发行所就设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对面，离罗亦农工作的报馆较近。《新青年》上许多精彩的文章，罗亦农曾反复捧读。他认为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总想找机会结识。经他多次去发行所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二号。1920年盛夏的一天，罗亦农上门拜访陈独秀，受到了陈的热情接待。从此之后，罗亦农多次造访陈宅，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条新的道路。